古蜀文明:另一种中国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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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代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所谓数百岁不死的仨蜀王,并非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的“三个人”,而是“三代人”——蚕丛、柏灌和鱼凫是族系的名称,比如蚕丛族的首领就都叫“蚕丛氏”,数百岁是族群生存的时长而非个人。顺便再打破一个浪漫的神话,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颛顼等都论百岁地活得长久,也是同一族群的酋长都取用族名的缘故。简单说,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古蜀的蚕丛和鱼凫二族是从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南迁进入成都平原的,柏灌大约是成都平原西北部地区今都江堰市(原四川灌县)“灌口”、“观坂”一带的土著。三代蜀王虽然初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不同,但他们在成都平原先后相遇,终因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而发生了大规模的酋邦征服战争,性质相当于炎帝、黄帝与蚩尤打仗吧。可惜有关古蜀史前文化的记载太少,无法了解详情。只可知,最先胜出的是蚕丛。
    1995、1996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及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对成都市新津县的宝墩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个庞大的古蜀城垣为我们证实了4500年前蚕丛一族的大致面貌。他们已经有了可供定居生存的农业,会磨制精致的石斧、石凿,能制作带穿孔的石刀和石矛,可以想象,他们有足够能力兼营采集和渔猎。他们也制陶,有陶制的纺轮和网坠,用有着水波划纹做花边的陶罐、陶尊和盆、壶。他们还造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大房子”,用来祭祀——可见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精神生活很有追求。但是,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建周长3200米的城垣构成60万平方米的内城,可是相当不易的!要么因为各部落之间竞争而战争频仍,要么因为当时洪水时常泛滥,生存所迫,才留下了那么宏伟的工程。
    学者们认为,在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上酋邦林立,正是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阶段,宝墩遗址便是这一时期古城址的典型。而发祥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也是蜀文化的源头,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古蜀国的国王们
    宝墩文化发展大概经历了800年,距今4000到3700年,也就在中原夏王朝兴起的时候,鱼凫王兴起,在宝墩东北方向的今天四川广汉三星堆建立起鱼凫王朝。
    史书上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可说是蚕丛氏酋邦在战争中失败后,其中一部分逃到今天云南姚安和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等地的历史痕迹。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跪坐人物青铜像:他梳着扁高髻,下身穿一件“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当是蚕丛氏后裔的形象。种种迹象表明,蚕丛氏遗民中的绝大部分,已成为鱼凫王所建蜀王国中的治民。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段渝撰文指出,征服战争扩大了征服酋邦的王权,在这个王权统治范围内,既有战胜者鱼凫王的族群,又有战败者蚕丛氏和柏灌氏的前朝遗民;为维护王权,统治机器相应建成。如果说前两个古蜀王还是酋邦首领,那么鱼凫王则建立起了第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古蜀王朝。
    古蜀文明在鱼凫王朝逐步走向成熟。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青铜文化的兴盛。1986年夏,广汉西北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震惊海内外,近千件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令世人瞠目。英国《独立报》发文认为,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发现“比著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在古代中国,高贵的青铜器象征着王权、神权,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物,中原“九鼎”意指天下,便是佐证。鱼凫王朝没有青铜鼎,但仅仅出土的青铜器物就有近1吨之多,这在整个中国也是罕见的。大量精美、华贵的青铜器、玉器的出现,说明鱼凫政权组织下,古蜀民们超强的生产能力、细密的劳动分工和高超的技术水平。
    段渝认为,鱼凫王朝以三星堆为都城,以成都平原中部为统治中心,成都的金沙和十二桥等古遗址也在鱼凫政权统治之下,这时的古蜀国,是最高权力中心控制着分布众多族系的广阔地域,“同商代诸方国与商王朝的关系极为类似”。
    又过了数百年,约公元前11世纪,在商周之际,古蜀王国的政治史上发生了一次王朝更迭。来自云南朱提的杜宇,入蜀后娶了一位蜀人女子,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势力,最终取代了鱼凫王的统治,建立起古蜀的杜宇王朝。望帝杜宇把都城定在了成都。
    古人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城大致也是这样演进而来的。聚落之间最早的原始交换活动,形成了早期的“市”,成都就是在“市”的基础上形成的商业都市。历史学家徐中舒还把成都这种类型的“都”,称为“自由都市”。段渝先生认为,自宝墩文化以来,“成都本就是古蜀文明的中心区所在,鱼凫王朝时虽不是都城,却是古蜀王国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2001年2月,成都市区西郊的金沙村,出土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青铜器、陶器,并发现了诸多大型建筑基址,表明杜宇王朝时期,成都已成为“一座具有相当规模并具有王都气象的城市”。古蜀文明的光芒从三星堆移到了金沙。
    金沙遗址的光芒在于“金”吗?这里出土了超过200件的黄金制品,不但是古蜀遗址出土金器最多的,也是整个中国商周时期出土金器最多的一处遗址。看那精美的金质人面具、金冠饰、蛙形金箔,其中最为精彩的要算一件太阳神鸟金箔。
    这件仅厚2毫米的圆形金箔,中央镂空图案是象征太阳的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圈是四只首尾相接的神鸟,正围绕着太阳展翅飞翔。整体看来寓意深远,极富想象力和艺术性,是中国古代黄金制品中仅见的珍品。2005年,国家文化部把它用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其实,黄金在中国古代被谓之“璗”,从玉。中国乃“东方玉国”,以玉比金,可见珍视。当然,玉更是圣洁之物,杜宇王朝的玉器已然相当精美。
    在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精品馆中,有一件玉琮颇值得琢磨。“玉琮”是一种外方内圆的筒形器物,古代中原地区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礼制,这种礼器在太湖流域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中最为典型。我们来看杜宇王众多玉琮中这件颇为抢眼的大青玉琮:在光照温和的展台内,玉质翠绿温润、雕工精致的它颇有些贵气地挺立着,它高22厘米,分为十节,每节雕刻着4对眼睛,上端一侧刻画着一个人形图案,头戴冠,脚叉开,两臂平伸,臂上还有羽毛形装饰。这小人儿喻意尚未可知,但那“4对眼睛”正是简化了的良渚文化“神徽”图案,整体看来,杜宇王的这件玉琮形制、图案与良渚文化晚的玉琮几乎完全相同。
    有学者认为,这件玉琮是由长江下游良渚文化辗转流传而来,但杜宇的玉琮又雕刻有不同于良渚的人形图案,可否看作是一种对引进文化的消化吸收再创作?很长时期里,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被当作定论,巴蜀一带被看作是中原文明的从属。那么,这件玉琮是“从属”的证据?
    非也。自从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相继被发现,世所罕见的青铜器、金器和古城址灿烂的古蜀文明震惊世界,历史学家李学勤因而提出,蜀文化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段渝也认为,成都平原的古蜀国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
    而古蜀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中原文化的痕迹,只能证明数千年前存在着长距离的文化信息流转,以及古蜀文明并不拘谨闭塞,它有着开放的胸怀。
    杜宇王统治后期,蜀地发生洪灾,从楚地来的鳖灵治住了水患。约在春秋时代早期,鳖灵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开明王朝。开明王南征北伐,扩大疆域,到王朝中期,古蜀国已成为先秦时中国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作为古蜀国都的成都,可北上汉中,东达楚地,南连滇黔,无论在经济、地理还是从军事战略上论,都已是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的都市。只是,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古蜀国的政治史从此结束,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进程也随之被阻断,逐步汇入到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成都平原和成都的历史进入另一页篇章。
    外来文明之谜
    赵殿增老先生跟我笑谈,说一个字便可总结古蜀文明:“神”——神权、神圣、神奇……
    这说法比较神妙。
    世界古代文明的早期国家无不借神权统治下民,古蜀王国也大体相同。鱼凫王朝是神权统治的典型,三星堆出土的最精美、最华贵的器物都出自用以祭祀神灵的祭祀坑。再看古蜀文化遗址的出土器物:那众多面目奇特的头像、面具是祖先崇拜的象征也是巫师的形象;那精美的太阳神鸟金箔体现了太阳崇拜;那高大的青铜神树是《山海经》中所说的通天神树“建木”的化身,是众神上天下地的“天梯”。
    列位古蜀王更是被置于神坛成了神仙。杜宇抱恨而死后化作杜鹃,不断揪心鸣啼直至啼血方休;开明王则是在楚国的家乡死后,尸体逆长江而上,漂到蜀地复活。这二位虽不曾有“数百岁不死”的待遇,却更长久地活在传说里。
    而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更有着令人惊诧的神奇。
    当年参加考古发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显丹回忆:“当我们把第一个青铜人头像清理出来时,站在坑边的许多人都想看个明白。陈德安(另一位考古人员,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将青铜头像拿起来,高高举过头顶,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这好奇心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从三星堆到金沙,出土的头像、面具不论是青铜的还是黄金的,大都有一副奇特的面相:方颐大口,夸张的杏叶状巨目,眼球微凸,耳朵穿孔。这些阔耳巨目、阔口耸鼻的面孔,远不似中原造像人面的线条温润、表情柔和,它们以棱角夸张的面目、冷峻肃穆的神态横空出世,惊了四方。
    这些全不似中国各地族民的面孔从何而来?有人甚至曾遥想它们来自外星球。也许没那么远。最新的文化比较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在艺术风格上,这些古蜀人物雕像“与西亚雕像艺术十分接近”。
    另一件与中国本土文明相迥异的,是一根金杖,它最初是以“金腰带”的名目出土的,毕竟腰带在中原是比较被士人看重的服饰文化。但很快,考古人员发现,这根长142厘米的“金腰带”,内部残留有碳化的木质,似为一条木棍,“我们分析,这应当是一根权杖。”陈显丹说。

    世界史学界有过共识,即权杖这东西,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用途来判断,基本上只会出现在西亚古国国王、古埃及法老和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的手中。中国的古蜀王怎么也用它?
    还有金沙出土的精美无比的金面具,让人很快联想到古埃及法老的黄金面具。中国古代的黄金制品都是用作实用器物和装饰品,“金杖、金面罩的文化形式在商代中国的其他任何文化区都绝无发现”,段渝在他的著作中说。
    那么,古蜀国的金权杖、金面具和怪异的头像,这些更接近西亚文明趣味的器物表达了怎样的历史概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邓少琴等人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成都丝绸织造自古称奇,大约在商周时代就已发展得较为成熟——要不怎么叫“蜀国”呢。古蜀国遗址被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古蜀文明中浸染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于是提出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即已开通的新观点。事实上,西方考古资料表明,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已经传至埃及。由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沟通了东西方的物资,也沟通了东西方的文明。
    如此,古蜀文明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内陆文化一定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吗?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展厅内有一件不大惹眼的出土器物:玉海贝。小巧的玉质海贝色泽温润,细腻光洁,上端穿有一孔,可系可佩,当是珍爱之品。我愿这样想,3000年前拥有它的古蜀人,见过大海,胸中有大海。